| 摘要: | 近年台灣地區發生的重大集體勞資爭議案例中，所觸發罷工的頻率偏高，因此引起我們對工會組織在勞資談判與罷工活動中的扮演感到興趣。
經濟學家一直對罷工的起因與現象相當困惑，本文主張罷工的發生使勞資雙方訊息不對稱與估算錯誤，罷工前的勞資談判。第二罷工發生後，在勞資雙方追求利益極大情況下，影響罷工均衡與罷工期間長短的因素分析。第三，勞動者社會中，勞工參加罷工的意願與搭便車(free- ride)效果。
本文首先將勞資談判過程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談判是工會內部決議過程。假設工會援用中位數投票者模型，取得過半數成員的支持，決定成員對資方要求的工資條件。第二階段是工會領袖與資方的談判。工會領袖將根據談判前對資方利潤高低的主觀機率，比較各種策略的期望利益後，才研判應採取的策略。經由演算過程，推導出此一主觀機的數值不同時，將產生不同的談判均衡結果。
若勞資雙方無法在契約終止前達成協議，發生罷工後，本文綜合Ashenfelter & Johnson(1969)政治談判模型與Akerlof(1980)社會習俗概念。在假設工會及其成員與資方三者追求極大利益情況下，建立霸工模型，嘗試尋求罷工均衡，並分析各種變數對罷工期間長短的影響。
最後，本文應用Booth(1985)分析勞工個人加入工會意願的討論方式，研究工會成員個人罷工意願和搭便車，對整體罷工活動的成敗。在罷工成本與形象效用已知的假設下，工會成員衡量參加罷工與不罷工的效用大小，在決定是否要成為搭便車者。從個人罷工行為延伸至整體罷工活動。若個人形象效用足以抵銷罷工損失時，勞工將抦棄搭便車的想法，使罷工能成功推動﹔反之，則將導致罷工失敗。因此，形象效用與習俗信仰常是罷工活動的關鍵因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