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 從十九世紀末葉到二十世紀初期，在各國都發生了史學的革新運動。在德國，因為由觀念論所引導的歷史主義，不斷地鼓吹國家權力的重要，因此在德國統一之後，主導了德國歷史學界。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由於德國戰敗的結果，使得歷史主義對德國史學的影響力有所消退。因此在威瑪時期成長的新一代史家，因為受德國戰敗與新思潮的影響，紛紛以新的研究範圍與新的解釋觀點來對傳統的歷史主義史學展開修正與檢討，希望能以此探究德國戰敗的真正根源，而非以往的「獨特道路」的解釋模式。在新一代的史家中，埃克特‧克爾（Eckart Kehr）是繼藍普利希特（Karl Lamprecht）之後，運用經濟的觀點解釋歷史，並發現德國參予國際事務與軍備競賽，是為了壓制國內要求自由化與民主化，並藉此轉移經濟問題的注意力到國際問題上。由於克爾利用新的解釋觀點，擴大新的歷史研究範圍，從而為德國歷史學指引了一條新道路。
而美國的經濟在十九世紀末葉因為有高度的發展，使得社會與經濟都有高度的發展，甚至有「鍍金年代」（Glade Age）之稱。但一八九三的經濟大蕭條卻嚴重打擊了美國人對未來的樂觀展望，所以在一八九○年代，為了改革經濟上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以及在社會上、政治上要求改革，美國引發了「進步運動」（Progressive Movement）。進步運動的改革意識也影響了美國在政治上求變革的訴求。而美國的科學派史學注重科學的方法與史料的考證，但卻忽略現實環境與歷史解釋的重要。引起支持或同情「進步運動」的新一代史家的不滿，認為歷史研究不能脫離現實。所以在羅賓遜的發起下，美國歷史學界也產生了「新史學」運動。而比爾德（Charles A. Beard）身為「新史學」運動的倡導人之一，他利用經濟的觀點，重新詮釋了美國憲法從起草到通過的過程。結果發現當時參予起草的代表，全數擁有動產。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他們把憲法作了巧妙的設計，以便保障自己的利益和財產安全。比爾德的歷史研究成果，不僅打破美國人對憲法的「全民共治」的迷思，也擴大美國歷史研究的範疇，並注意歷史與現實環境關聯的重要性。
因此本文主旨乃在討論新史學的型態在德國與美國之所以發生的原因為何？影響克爾與比爾德注意經濟在歷史中的作用的原因又為何？他們的歷史經濟解釋觀點有何異同？兩人之間是否有互相影響？以上是本文的撰寫要點。 |
